上海澳门路477号，一座老工厂建筑，眼下正在经历它诞生70年以来第一次彻头彻尾的迅速改造，从结构
上海澳门路477号，一座老工厂建筑，眼下正在经历它诞生70年以来第一次彻头彻尾的迅速改造，从结构到功能。
日前，记者造访此处时，临街的两幢建筑，较小的一幢基本完工，规模较大的另一幢建筑还在急急赶工。后者一楼车间顶上着粗大的管道组，工人正在加装防雨遮阳篷，其临街一面的楼顶已竖立着巨大的广告牌，上书“中华1912创意园”的字样，并有简单的经营、招租项目介绍，宣告了这座建筑的未来功用。按照介绍，这座创意产业园，包括了涉外办公写字楼、商铺、商务酒店以及人才公寓。
这里，曾是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占了重要一席的中华书局总厂旧址，已列入上海优秀历史建筑。由中华书局旧址，变成创意产业园和商务酒店，这一改造让上海及文化出版界人士不安，也在历史建筑改造利用的专业技术人员中间引起议论。
“隔壁可能要开‘胶囊旅馆’，主要是面对大学生创业者，在这个地段，又是老厂房，不可能经营高档酒店。”与中华书局为邻的一家商务酒店的服务人员说。
长居北京、85岁的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的女儿陆费铭琇听闻书局旧址改建酒店、商铺与公寓，十分惊讶地表示“太不可思议了！”“不能接受”，她担心的是，原本大开间的建筑，多了分隔墙，添了上下水道、空调等生活设施，会对原本结构造成破坏。
转变成酒店、写字楼和商铺后的澳门路477号收益如何，目前很难预期。上海各类创意产业园已达上百处，形成品牌效应、经营业绩良好的只有莫干山路50号、尚街LOFT等少数几家，至于经济型酒店，更是遍地开花，竞争惨烈。
91岁的老出版家丁景唐则说，中华书局印刷厂的价值在于其内在传承的无形文化财产。这是上海乃至全国仅存的大规模、高质量的近代出版文化遗存，70多年间尽管机构名称、体制一直在变化，却一直在印刷出版行业内部流转，历史发展脉络十分清晰，再利用时，不应人为割断。
在现代文学研究者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看来，一家连续运转了70多年、曾领行业风骚的著名印刷企业，将它转变成概念模糊的“创意产业园”，不是保护有文化价值的老建筑的好选择。陈子善教授认为眼下“创意园区”已成了一个什么都能装的“大箩筐”，只保留住建筑外壳，不注重内在文化遗产的传承，实际上不能算是对文化的尊重与妥善保存。
“故宫里开设星巴克，曾经惹来非议，主要是因为两种文化不能协调，很难兼容。中华书局旧址建筑保留下来，改建的内容却是与文化、出版类内容毫不相关的酒店、商铺，这样的利用是‘不换汤而换药’，将本末倒置了。”陈子善说。
但同济大学阮仪三教授则认为，城市发展不可能样样不动，大多数工业遗产建筑都可能会发生使用性质的改变。这类建筑的历史意义多依附于其外形和内部场景上。只要建筑不被拆毁、破坏，历史记忆就会得到留存，也可能恢复。
事实上，上海出版及文化界早有人建议，将澳门路477号中华书局旧址的一部分，改造成中国出版博物馆。
建立上海出版博物馆的建议，早在10年前已有人大声呼吁。77岁的老出版人江曾培还记得，2001年，时任上海市出版协会主席的他曾组织调研，形成建立出版博物馆的可行性报告。设立在上海新闻出版局下的出版博物馆筹办处在2003年11月成立，征集文物史料和开展整理研究的工作随之启动。
近10年时光飞逝，上海新闻出版局投入上千万元文化专项基金及房产，出版博物馆在藏品征集、史料整理、口述历史采访拍摄、藏品库建设等方面，都进展顺利。由于积累的文物藏品过多，筹建中的出版博物馆2009年已从出版局机关搬到市区西南角的钦州南路出版大楼内，空间存在限制，许多大型文物在接受捐赠后只能封存于捐赠方的仓库内，不敢收入。收进的藏品只能入库而很难陈列展示，检索查阅等社会服务功能更未得到发挥。
对于未来的上海出版博物馆设在何处，“最早的建议就是找一家老厂房，用商务印书馆或中华书局等能显示上海中国出版源头地位、具有标志意味的建筑。”江曾培回忆。
2万平方米、又一直伴随着中国出版印刷业发展的澳门路477号中华书局旧址，几乎成了改建出版博物馆的最佳选址。于是，从2000年起，几乎每一年上海市“两会”，总有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递交提案议案，建议“利用中华书局旧址，抓紧建设出版博物馆”。
2009年6月12日，上海市人民政府还专门为此事致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，由韩正市长签署的这份函件表示，希望“将上海筹建中的出版博物馆列为国家出版博物馆，由总署和上海方面共建”，并列为国家重点文化项目。
对于博物馆的选址，上海市政府方面明确说，经过多次协调和比选，“倾向性意见是利用出版机构旧址进行改建。规模较为贴切的是中华书局旧址和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旧址。”
记者在采访中得知，该处建筑的“变性手术”，始于去年下半年，动工后“快马加鞭”。从“中华1912创意产业园”网页内容看，建设方曾希望赶在世博会期间，让商务酒店开门迎客、园区招商。
中华书局旧址这一组建筑，于1999年9月列入“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”。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地面文物处副处长李孔三介绍说，上海市现有632处“优秀历史建筑”，从2002年起即有了专门的保护条例。其中规定，严控在优秀历史建筑上设置户外广告、招牌等设施，改建卫生、排水、电梯等内部设施也须适合该建筑的具体保护要求，并得到批准；改变建筑的使用性质和内部设计使用功能，应将方案报市房屋土地管理部门审核批准，批准前须听取专家委员会意见。
记者向上海市房地局申请采访，未获答复。阮仪三教授表示，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在上海数量很大，对他们的历史价值鉴定和制定详细保护方案，还有大量工作要做。何况，列入优秀历史建筑的仍是其中少数，更多只是登录在册的保留建筑，它们更需要获得人们的关注和研究。
一位专家这样认为，像中华书局旧址这样的优秀历史建筑，不应作为经营性资产，否则难逃拿文化当幌子、谋取集团利益的急功近利举动的危害。
出版博物馆筹建处负责人林丽成认为，出版博物馆未必要设在中华书局旧址，但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最重要代表，保护近代历史建筑遗产不受破坏、收集更多近代文献资料，已是上海的当务之急——这座城市正从“老上海”迅速蜕变为“新上海”，“近代基因”若不重视恐怕会流失殆尽。
其实，上海中华书局旧址如何利用的问题，很有代表性。中国是个历史悠远长久的国家，一方面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侥幸留下了一些建筑遗迹，这些遗迹是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见证；另一方面，随着人口增加，我们不断需要开疆拓地。这些或多或少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老建筑历经沧桑岁月，今天，他们的去留依然成问题。历史总要走向未来，无论如何，但愿今天的行为经得住后代子孙的评议。